范斌作隶书如老牛耕田，笔毫驰墨入纸，给人以糯米粥刷墙一样的粘实感。笔力深沉，线条泼辣果断，造型端朴大方，处处汉碑风神。这和十数年不间断的临帖有关。“汉碑临着上瘾”——范斌如是表白。

　　书法之外，范斌着意中国花鸟的研习与创作。青藤、白阳、沈周、赵之谦、吴昌硕，琢磨一过，最终落脚八大山人。八大水墨，在范斌看来，至今仍是难以逾越的“中华第一高峰”。忧愤孤冷的八大，无论山水花鸟，散发出的是浑融圆满、慈祥柔和的万丈佛光。恰似北国隆冬雪后一缕冷逸而又温柔的金黄色阳光，山川尽染，河湖皆孕，圣洁无限，令人悲欣交集、神醉目眩。用范斌的话说，八大作品直攫人之灵府，崇高峻拔，其审美及精神指向，更侧重于哲学与宗教。

　　日常多与佛禅晤对，儒道往还的范斌，书画幽深静穆、浑朴简旷，恰与其书斋号“抱朴堂”相契。范斌艺术刻意强调纯正的“东方气韵”，对线条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。他作画，竹叶荷梗，梅骨兰腰，尽皆书法点线织就，有起伏，有顿挫，抑扬向背，莫不耐人品嚼。画以书驭，书作画写，范斌作品的大气格，统一在一种雄浑简朴的整体氛围之中。此种氛围的源头活水，范斌名之曰“新汉风”。

　　所谓“新汉风”，依范斌解读，即以鲜活生动，自成宇宙的艺术家个体为“圆点”去对应、关照中国历史上汉王朝时期（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）400多年间所孕育而就的独特艺术风貌这个“圆心”，从而一脉相承、血缘联通，结构成“众星拱月”式的特定艺术范畴。

　　“新汉风”之“新”，在于其宽博无垠的包容性和吸纳性。有汉而外、汉隶而外，不论何时、何地、何种文艺种类，何种书体形制，只要继承、融通、实践了雄浑简朴、太朴不散的“汉风”，便都是“新汉风”的子民。

　　单就中国传统书画篆刻艺术领域而言，典型的“新汉风”的自觉饯行者，有李斯、颜真卿、朱耷、邓石如、金农、赵之谦、何绍基、郑谷口、伊秉绶、黄宾虹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来楚生、王蘧常、石鲁、林散之、陶博吾、沙曼翁，等等。尽管对“汉风”母体的营养汲取因人而异各有侧重各有方位，但整体风貌则众流归海，浩浩莽莽、雄风猎猎。

　　永无穷尽的“圆点”永无二致地围绕“圆心”运转，转成一个滴水不漏，春秋更迭，刚柔相济，吐纳阴阳、蕴涵太极的中华艺术巨轮——这便是“新汉风”的赫赫功德！

　　仔细推究“汉风”之渊薮，有如是说辞：汉代书法的兴盛，得益于“黄老政治”和新儒学的推行。汉初君臣从秦亡得出的教训是“事逾烦，天下逾乱；法逾滋，而奸逾炽；兵马益设，而敌逾多。秦非不欲为治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暴众，用刑太亟”，故极力主张“反秦之弊，与民休息”，坚持“固民之欲而不扰乱，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”的执政方略，实行轻徭薄赋。

　　上述背景之下，西汉王朝在文字使用上，一改篆书通用文字用笔繁琐，拘谨，拖沓之流弊，吸纳秦诏版自由率真的风格，变用笔“裹峰前行”为“逆入平出”，易圆润为方折，结体由长趋扁，形成了“汉隶”的独有规矩。较之秦篆，汉隶书法线条出现了极具律动感的“波磔”，这意味着“人的生命过程，运动过程在书法作品里开始找到了线条的对应”。

　　对汉语文字的情有独钟，是人们一步步把汉隶有规范推向审美之境。对文字的审美追求，造就了蔡邕，张芝、师宜官、仇靖等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。西晋卫恒说张芝“凡家之衣帛，必先书而后练之。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下笔必为楷则”，在此种时风感召下，众多书家习书练艺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。他们书就的《熹平石经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礼器碑》等传之千古的不朽之作以及民间数以万计的竹木简牍作品，无不是中华书法艺术之瑰宝。

　　丰沛的书法实践，有力促动了书论发育。“书者，散也。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书之；若迫于事，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”、“夫书肇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阴阳生焉；阴阳既生，形势出矣”、“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”等等这些充满哲学思辩的真知灼见，彰显着人们对书法艺术所达到的理性认识高度。书法家、书法作品、书法理论的出现，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，由此，中国书法艺术跨入了“自觉时代”。

　　本乎如上识见，作为“新汉风”原轮上的第N个“圆点”，公元1960年生于中原古地的书画家范斌，多年来杜门却扫、闭门深山，练达心智、拨亮心灯，艺术风神愈简而朴、愈静而雅。近数年，不涉展事，不趋时好，深探苦求，雨檐雪窗，体悟益夥。忽一日，灵光闪耀，天门开合——“新汉风”三字得之矣！